“食人俗”的无边之链

　　“各国代表展”布置在一楼的上下二个不同的场地上，有53个国家的代表画家的作品在这个庞大空间展出。从“历史中心展”那将“食人俗”主题向人的内心和精神层面推衍的神秘通道中返身而出，我们惊异地发现自己的目光不自觉地从展出的各国代表画家的作品中，读出那种与双年展主题丝丝缕缕的联系和潜含其中的隐情。事实上，“食人俗”已经成了双年展手中的两面刃：它的一面，辉映价值多元主义的旗帜，向“精神食人”现象开刀;另一面，则闪动社会批判的逼人寒光，深入当下人性的痛处进行大胆的剖析。由此，它仿佛获得了一种无所不包的能量。因而，“各国代表展”的各具特色、丰富多采的视觉空间，就成了关于价值多元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喻意深刻的丰富文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出的作品，无论其作品观念、材料、形态有多么不同，无论它是否刻意表达与“食人俗”主题的联系，都不可避免地被置于这一主题的幅射之中，交错融合，形成一个隐喻重重的文本总体。

　　“各国代表展”中很有几个国家代表的作品是直接地通过人体的表现，形成与主题的紧密联系。奥地利女艺术家Eile Krystufek的墙上作品有绘画，也有摄影，但对象都是自己的身体。她通过相机、镜子来观察自己，再用画笔将所摄取的画出来。她一反一般女性隐藏自己的作法，将自己大胆地坦露出来。不把“性”藏起来，而把“性”亮起来，并用“性”作为一个痛点发起进攻。在她那里，“性”是一种武器，是逼视人生和人性的渠道，彻底地展开“性”是消除性别的一把利器。因此，Krystufek的作品被视为通过自虐、自审而痛快淋漓地向俗见挑战的大胆作品。同是探索对女人自身的了解，玻利维亚女艺术家Valia Carvalho的作品中却没有这样强的挑战性，更多的是性别的纤美和复杂。她的《沉默的肉体》通过制作精美的片断散落的肉体描绘及其状似玫瑰花开的伤口特写，表现了女人内在的焦虑和荒悖的欲望，有着一种女性作品所特有的寂静的期待。疮口在寂静中转换成嘴一般的红洞，渴望吮吸断的鲜血。“疮口是用来满足欲望的，而饥饿属于被分割的女性身体。”③在这个地上摆着装满血水的器皿的静悄悄的小厅里，浮游着一缕祭坛般的气息，呈现着“食人”与“被食”、焦虑与欲求交织着的冷冰冰的死寂。也许女性艺术家在男权社会中深感“被食”的痛切，这些作品更具有了一种与主题更为直接和强烈、甚至是血淋淋的联系。

　　与女性艺术家不同，男性艺术家往往以嬉闹荒诞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痛切感受。法国艺术家Fierrick Sorin的三件Vidio作品直呈事物荒诞和相悖的一面，都十分强烈。其中一件Vidio屏幕中，不断重复地出现以快节奏制成的作者本人在雨点般的比萨劈头盖脑抛掷下的窘态。Sorin往往通过把自己放在一个危险的、“被食”的境地之中来达到令人透不过气来的表演。那种具有侵略性的面部和身体、不断重复的直接的快感、荒诞游戏的如醉的激情给人既严肃又狂诞的复杂感受。他的另一件Vidio作品《观者》，由30个电视屏幕中的头像特写组合而成，那共有的突出变形的大眼睛，仿佛嘴巴的延伸，像无底的黑洞，吞噬和汲没了各种可能的个性意象。如果说Sorin的作品是一出不断重现的荒诞剧，而比利时艺术家Johan Muyle的装置活动作品《我们不是从伊甸园里知道他的》，则是一出关于全人类的寓语剧。装置作品中几个巨大的现代人头像，有亚当(作者自己)和夏娃，有由亚洲、非洲、欧洲人种代表的三个使徒(其中亚洲人原型是中国旅法艺术家严培明)，装置中有音响，有水柱电光，机关重重，景像环生，还有许多警句格言。当问及“亚当夏娃与‘食人俗’有何关系之时”，作者答曰：在人类历史上，亚当和夏娃是思想观念与现实矛盾冲突的首次代表，而且不正是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夏娃吗?作者正是以这些巨型头像的木偶式表演，来表现人类精神被“食”的苦状，强调自我思想的重要。如果上述两位艺术家以不同手法给我们留下的头像的强烈印象，挪威艺术家Hilmar Fredriksen的小阁楼则让我们用自己的头直接参与了他的题为《在兰色中》的作品。当我们从各个不同位置的梯子向上把头伸入这个密封的空间中，四壁飘游着的兰色，消融了具体事物的感觉，产生一种静态的起伏感，孤单的人头彼此相望，悬浮在空中，幽灵般地转动和消失。这种静态的内幻和遥远的视幻相结合的奇特手法，有着迷一般的性质。

　　在另一类具有文献性质的作品中，表现着艺术家们对人的生存状况的焦虑和关注。爱尔兰艺术家Brian Maguire从爱尔兰作家斯威夫特的《关于防止穷孩子成为父母和国家负担而让其成为有益之人的陋见》中得到启发，作了题为“三月的十二天”的十二幅一组的流浪儿肖像。德国艺术家Mischa Kuball花了几个月时间在圣保罗走家串户，收集到上百盏家用灯具及有关的社会家庭档案图片资料，悬挂在展厅的中央，题为《私人之光》。而巴勒斯坦艺术家Khalil Rabah的作品则展示了本民族生存整体的痛切感受和倍受关注的一面。“要么是恐怖主义分子，要么是逃亡者，这似乎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命定的形象。”④Rabab的作品意在肯定自身的真实存在。他时而用细致的手法蔽藏民族的伤痛，时而以愤怒和无情向现实提出挑战。《菲列斯亭》，一本被钉子钉满了的字典，留下了空白处则是字典中“菲列斯亭”的定义版块，而这个定义给巴勒斯坦自尊的胸口上带来文化的的屈辱和伤痛。这满是钉子的字典则成了巴勒斯坦民族精神“被食”的无言的控诉。

　　阿根迁女艺术家Nicola Costantno用硅胶精制成的服装作品，第一眼看去象是雅致的皮装展览，细看之下却令人吃惊，正是在这些皮革之上，缀满了女性器官的洞眼，标题叫《人皮服装》。这位女艺术家在这里所要表现的并不是对纳粹杀人狂收集彩绘人皮的控诉;也不是对“食人俗”的一般迎合，而是以这种“被剥”的模糊隐喻，来提出“把皮肤安在服装外面将会怎样?”进而，直呈人类的隐秘内在被敝露的尴尬状态。无独有偶，与这位南美女艺术家一样关注皮囊之类现象的，还有代表韩国参展的女艺术家Soo-Ja Kin。她把东方民族的金丝银线织成的传统花布打成包裹，载满一车，四处漫游，题为《行走的都市》。对于她来说，包裹象征着人的离别，也包藏着每个漂泊者的动机，包藏着家园的感情。由此包裹变成可视与不可视的了。而卡车载着记忆和理想的包裹，记忆和理想又是通过城市之间的旅途来摘取的。别离的理念加上奔途的理念，这一卡车包裹默然停在双年展的大厅中，呈现出进退两难的景观，牵引出别样感觉。

　　谁 将 吃 谁

　　本届双年展于10月3日夜9点正式开幕。喧闹的人群拥向展厅的各个层面和角落，滔滔的沸声翻滚着，在三层通透的天穹上形成巨大的回音，发出可怖的嚣叫。据说：这种嘉年华式的场面一直延续到凌晨4点才平静下来，可谓盛况空前。

　　我参展的四幅作品悬挂在紧挨着双年展总入口大门右侧的墙面上，观众进入双年展如果不是十分性急的话，也许第一个就去驻足在我的画幅面前。双年展开幕的第二天，一位丹麦记者和一位英国记者采访了我，关于我的作品，我作了如下的回答：多年来，我一直是以弈棋为主题来思考许多问题的。在弈棋之中，总有对立的两种力量，翻手复手正是象征着这样的两种力量。双年展画册中有一个标题写得好:who is eahng whom?“谁将吃谁?”这是伴随着棋局始终的问题。事实上，在矛盾对立的双方中，谁也吃不掉谁!就象“石碑”系列中所画的圆明园：中国人吸收欧陆园林文化建造此园，却焚毁在欧洲列强的炮火之中。今天，这些欧风显露的石碑成了中国人内心中沉甸甸的精神耻辱柱。作品中“弈手”的出现象征着历史的在场，对立的困顿表现了历史的无明，这种困顿和无明传递着一种焦虑和痛楚。它超越了具体的谁吃掉谁的问题，面向废墟和历史发出多种诘问。我想：这正是我的作品与双年展主题的精神联系之处。

　　各国代表的作品，主要以装置、Vidio影象为主，墙上作品中也以摄影、拼贴、综合材料为主，真正意义上的“画”已不多了。我的作品正代表了这样的一端而受到部分观众和艺术家的关注。在我将离开圣保罗的那天，和一位德国记者用简单的德语交谈。我们都注意到了展览中绘画作品很少的这一事实。他问我对此有何感受，我说：“当代艺术创作的资源应当是十分辽阔的，套用这次双年展的话语，吸取什么样的资源是‘食人俗’的自由。在这种吸取中不应当有任何偏向，否则就是一种遗憾。当然，重要的还是看你吸取这些资源之后去做什么?”我连比划带表情表达了上述的想法。实际上我心里还想说的是：任何一种偏向既是对“食人俗”主题积极的一面—吸收、融合的一面的反讽，同时也是其沉重而又无奈的另一面——精神自虐的一面的深刻明证。因此，无论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对于双年展的主题来说都是可以理解而又意味深长的了。

　　今后，在可以想见的一段时间内，“食人俗”将超越本届圣保罗双年展，成为价值多元主义和社会批判的双重的痛快淋漓的响亮口号。它不仅是艺术家创作行为现象的一种启示，而且将变成艺术批评话语的特定语境，在艺术界的各方面产生影响。

　　①②、摘自第24届圣保罗双年展各国代表画册第44页—第49页David Elliott《Who is eating whom?》,黄英译。

　　③摘自第24届圣保罗双年展各国代表画册第266页—第269页Pedro Querejazu的介绍文字,黄英译。

　　④摘自第24届圣保罗双年展各国代表画册第192页—第195页Jock Persekicm,黄英译

　　1998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