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风暴对市场冲击大,但对艺术的创作可能有好处,它能使画家安下心来思考艺术创作的问题,而不是画卖多少钱。实际上,金融风暴让艺术家对市场与创作有清醒的认识:无论市场好坏,艺术家要一如既往地认真思考今天艺术创作的责任和使命。
在新的境遇下,艺术创作的使命很重
创作的问题远比市场的问题复杂。那么多人画过杭州西溪,都不如一部《非诚勿扰》介绍西溪的影响力,很多人看了电影后萌生到西溪去看看的想法。一部电影的号召力大大超过绘画。表现汶川地震,所有的绘画都慢了摄影多少拍?画家再去重复,将摄影画出来,已经失去感人的力量。而摄影让我们仿佛亲历现场感受到苦难。绘画因此沉沦吗?传统的艺术样式如何与新的文化形式竞争,吸引更多的观众?如何吸引青年观众去看画、品画,乐于沉潜在绘画的世界里,找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但绘画的使命并不在此,绘画的使命在于创造性,将人类的思考与情绪通过视觉语言展示出来。在新的境遇下,我们要辨明形势,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处理好全球境遇和本土文化之间的问题,在工业化背景下怎么处理好传统艺术和新的技术文化的问题,在城市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人的城市化的问题,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如何处理市场与创作、时尚和人文关怀的关系。
以城市化为例,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芬·贝尔说:“两件大事影响21世纪:一是以美国为首的高科技,一是中国的城市化。”为什么说中国的城市化能影响21世纪?每年世界有将近40%的水泥投在中国,中国的城市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变化背后更深刻的是人的城市化。人的城市化比城市的城市化难得多。空地变成大楼很快,人变成所谓的城市人却需要很长的时间。在人的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使命很重。
库哈斯说中国改变了世界,却没有蓝图。为什么没有蓝图?中国的城市化是非常艰难的。中国的土地可耕种面积18亿亩,这是一个警戒线,13亿人口在18亿亩土地上生存,土地不能再少了。去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43%,略低于世界50%的平均水平。中国每提高一个城市化百分点,就有将近1500万人口进城,这相当于再造一个上海。即使没有金融风波,中国的发展一样面临大挑战——城市化。只不过金融风波淹没了城市化的问题。上海世博会的主题“Better city,better life”,关注的就是城市如何使人幸福。我们看到很多高新技术开发区夜里成了无人的街区,原住民有的搬走了,有的仍然在那里,但留下的不是那里的主人。主人白天来,晚上就走。这样的城市有文化吗?它是家园吗?原来生活在那儿的人们,搬到新楼里,早晨推开窗户,面对一片高楼,是什么感受?他们所面对的是他们的家园吗?我们曾经跟踪过民工返乡,他们在城市是异乡人,回去也是异乡人。
问题太多了,这些都远比谈市场重要得多。市场只是一种衡量艺术品的尺度,但不是唯一的尺度。今天的市场不以简单的样式出现,它化身为时尚——消费的风尚、艺术欣赏的风尚,这就使得市场变得扑朔迷离。当然市场所谓的风尚背后还是经济利益。艺术家的创作被时尚牵着走,仿佛很新潮,其实在新潮面前没有自己。艺术欣赏也是这样,好像你真心喜欢,其实是被媒体、风尚吹着走,大众很容易被诱导,很容易被传媒支配。市场、大众、风尚糅在一起,使文化显得繁荣,实际缺少时代创造性,出现浅表化的症候。因为要让大众看得懂,就要浅,要娱乐,要讨好。但是这在多大程度符合我们文化创造的本性?这都是艺术创作者应该思考的。
简单的迎合风潮,艺术工作者会越来越浅薄,越来越不能回应时代的深层次问题,和时代的经济大潮一样起起落落,失去时代特有的精神、文化价值。等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如果问这个时代究竟创造了什么?到时我们又如何回应这个问题?
城市化影响美院招生和就业
中国美院2009年招生报名人数总体和去年持平。有一些专业比如建筑、新媒体、视觉传达非常热门。从招生报名能看出深刻的变化。这反映城市化的深层次的需求,以及学生对于视觉文化的认识。
美术类学生面临的就业问题不像其他的专业那么严峻,因为所谓单位的计划需求已经极少了,比如到中小学当老师。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尤其在城市化的形势下需要大量的文化工作者。这些人回应社会的需要,不是到单位去,而是以个体劳动者的形式。这是为什么北京有上百万的北漂。尤其是设计艺术方面,业态结构已经悄然变化。设计事务所和公司应运而生,为社会的种种需求提供服务。比如对外文化方面的很多项目已经交给专业服务公司,这些公司拿到项目之后,就有很多来自院校设计工作者围到他们的旗下。这是为什么今天的设计学院仍然有很多人报名。按道理设计是高投入的专业,一旦没有就业机会,报名人数就会锐减。这说明设计有基本生存的可能性。目前国内有1200多所高校开设设计专业,有120万学设计的在校大学生。我觉得这个数字坚持不了太久,接下来会出现优胜劣汰,差的高校很难招到优秀的生源。所以要做好业态结构的分析和设置,社会需要多少创造型人才,需要多少技术型人才的培养,创造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要分开。这个业态分析做好了,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比例就会合理化。把业态分析交给大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做不了本来是国家宏观部门的工作。不能大学招多了人就骂大学粗制滥造,招不到就让大学关门,大起大落不符合科学发展观。大学面对竞争无疑第一要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好的学生,只要有一个学生能在行业占一席之地,就能带出一支队伍。第二教学一定要面对社会服务,不能闭门造车,要使学生对今天中国的现实有所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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