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历史向来是一部人的精神历史。与这样的历史相依傍,陶成了一种最可靠和最具亲熟力的载体。人类的造物之中，唯制陶为最早，且敦厚朴实，温润华滋。世界每一人种，各有一部自家的活生生的制陶史，但以制陶之技艺为依傍,得以窥透一个民族的精神气质者，当数中国。

　　去年的秋深，我应邀访问德黑兰。这座波斯古城，象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从秋雨的阴霾中浑然地显影。这苍黄的雨幕云气荒荒地逼向天际，却有一物在秋黄中闪亮：波斯玻璃。在德黑兰玻璃博物馆中，我见到公元前的玻璃制品。这些器皿都不大，如家常的一类，放置在展架之中，形态各异，却又都贯注着一种精神。那玻璃的材质带了一份岁月的风尘，充满原始的手工制造的印迹。稍显浑沌的透明之中留着损露的残痕，呈现唯手工所特有的不周，却益发显出一份本然的质地，一种温润的、似乎时至今日仍在变化着的质地。正是这种质地，这种手工韵味，使这些玻璃器皿有了一种“生”态，一种仍在呼吸着的生命。

　　《中庸》的首句：天命之谓性。从天命天道说人性，当是中国老传统。牟宗三先生在《中国哲学的特质》中提出：中国人所说人性有两重意义，上层的人性指天道浩浩流行，下贯入个体之内，为个体所融摄而成创生之性.下层的人性指结构上“类不同”之性。伊朗玻璃中国陶，正是在我们统称为天道的那个宏博巨摄的力量支配之中，各个民族作为承受的不同个体，通过悠长的演进过程，酿成各自的创生之性，进而显现为“类不同”的面貌。玻璃与陶之不同，属“类不同”者，伊朗玻璃与中国陶中所涵融的民族创生的特性，当属更上层者的不同。深入这一层面却不仅仅是一般的比较甄别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的跬积和梳理的过程，而是要以一个饱满的生命个体深入这个人天相生的世界之中，去承受自然生机的力量，并与之相冥相契，共生共舞，从而开启和承接了这种创生之几微的生命历程。当此其时，方能去除识障，见物亦见其神。同样当此其时，方能在透视蒙薄的古玻璃体的同时，在“类不同”层面上品物味象，在更高的层面上，体悟其真神与天机的所在，体悟“生性”和“生意”的涌现。

　　杭州玉皇山麓之南，有宋之古窑。窑身卧伏山体之上，莽莽蜿蜒，盘薄而上，得卧龙之象。耸立窑口，总有一脉长风，从窑深处袭来，隐隐地发出百千年的吟响。这龙窑得地之气，虽久不使用，却仍具一番生机。武夷山九曲溪上游的古道上，有一个宋代的遇林亭窑址，千年古窑，依山而筑，窑身前缓后紧，窑门堆留古时漏斗形匣钵，一钵一器，依次累叠，进了窑深不见底，最长者达百十米，颇有群龙盘亘的意思。当年窑烟袅袅之景象，直逼了眼前。这些窑在大地之上，有着一种得其所斋的安顿之感，涌现出“念天地之悠悠，独苍然而泪下”的动人力量。

　　这不由令我想到中国陶。在大机器生产的今天，陶的精神正在于它保留了由精妙手工所传导出来的“生机”和“生意”，正在于陶“在其自己”的流变不居、生生不息的力量。陶的这种精神，正是陶艺术的生命。陶艺用不着屈臣于雕塑之下，用不着向超大体量发展，陶艺的发显并不乞灵于一些似是而非的“类不同”的变化，而重在其融水、土、火、金、木于一体的万千生命，重在千年制陶史中凝结着的民族精神的创生之性。今天，天道的创生之力仍在流行不息，全球经济和科技的背景横亘在所有民族国家之中，由此产生的创生之力，也在下贯，那些曾经有过不同的“践行”的民族个体也正承受着这种流变。一方面他们承接着那种传延的、归于一的创造之真几，来面对世事的不同;另一方面又在践行之中承接天道迁变的博大之力，而涌动着创生不已、生生不息的力量。这两方面的力量相生相伴，指向那创造的生性。

　　桌上一方印，印文是“舍筏登岸”。我总念着其中的禅意，谨以此赠送给变革和探寻中的中国的青年陶艺家们，并与他们一道领受那些成功之作中徐徐传来的大地的信息。

　　2004.4.4于西湖南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