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中国和世界的大城。当人们逡巡于浦江侧畔，一边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殖民色彩的城市轮廓线，另一边是世纪之交的具有国际风范的摩天楼群，没有比这两道夹江而望的历史天际线更能说明一个都市的发展和变迁，更能引发现代都市建造历史中的种种联想和概叹。

　　都市塑造都市人的记忆

　　建筑是凝固的历史。没有什么事物能象建筑那样作为一个历史时代的标志物而直呈于当今之世，也没有什么人造物能象建筑那样襁褓般地拥围着我们，向我们述说地球家园的情致。建筑以它时代和地缘的多样性，构画着人类不同群落生存的多样性，形成了我们称之为家园的基本形象。正是这种多样性塑造了地球家园的丰富性，并以一种特殊的时间记忆自领风骚，展示风采。但是，随着城市和乡村的都市化进程的飞速发展，随着一种全球共同的功能性技术指标体系的传蔓，中国的城市变得崭新而划一，很多陈旧破落的老城区，一下子变得年轻，有如新拓的市区，而真正的市郊，在近二十年的急骤短促的建筑轮汰之中，呈现出似是而非、却又千篇一律的模式。城市的历史仿佛被拦腰截数断，那与自然环境氤氲而生的种种不同的城市格局，被横平竖直的宽广大马路代替。迅疾成长的高楼，记载着工业时代来临的激情。许多留着匆忙痕迹的新建筑，似乎从标准工厂中批发生产而来，带着种种先天的不周。正如列维·斯特劳斯所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街区“它们唯一可以引以为傲的就是它们的年轻，一种一瞬即逝的特质”。[①]这种特质消耗了建筑所应有的时间的印记以及由之而来的亘古常新的生命意义。许多城市仿佛一下子脱去陈旧却绕有特色的老外套，换上一种所谓“现代”的标准制服。正是这样的制服，使得我们在享受新规划建筑的种种便利的同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要么是破旧的老房子，要么是“现代”的新高楼;要么呆立于历史时间的旧刻度中，要么站在一个新时代的零点之上。我们似乎别无选择。

　　许多城市的许多街区在换上新装之后，突然失去了时间的记忆。没有特色，没有乡愁，彼此相同，地平线上的城市轮廓何其相似，城市在急促的汰换之中，汰灭昨天，梦想明天，今天却只是匆匆过客。这过客般的建筑失去身份的印记，失去大地的“姓氏”，失去地球家园那建筑生态中特殊“科类”的亲族关系。虽然，新街区的建筑很“新”，但那种割断地缘关系的“新”在狂热的示新过后，迅速地消耗着泊来的能量，因此总是显得那样孤单而病态。“它们永远年轻，但从不健康。”[②]

　　这样地描述迅速汰旧更新的城市似乎有失公充。我们只是想从家园的角度，表达那种悠远而深遂的乡愁，并以此为识度来品评那些所谓“共同”的技术指标和由之产生的趋同化的新建筑。同时，如是述说的目的也不在于让城市的营造止步于老房子的修葺和复制。任何赋予“地方色彩”的意图，都应当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应当是在结构上与大地有着更为本源的联系。“当我们理解现代文明的首要因素——机器不仅在进行自身的标准化，也在使整个世界标准化时”，[③]我们对之就不会感到奇怪，但却格外担心：当我们改造城市的时候，生活于斯的角色也同时被改造。那些从单一的混凝土建筑丛林中熏养出来的人们，那些未能在传统特色的坊巷和井市中、未能在亲近自然的界域中得到化育和滋养的人们，如何理解今天的“家园”，如何理解城市在应对变迁时所表达出来的深遂的乡愁，又如何执守具有文化品格的个性精神，从而真正品味诗意栖居的深义呢?从某种意义上讲，都市的记忆即是都市人的记忆，都市人的历史和身份的精神印记。能够将这种都市的精神记忆、都市的文化品格传承下去、发扬光大的恰是都市人群本身。

　　历史文脉的引领

　　城市的历史文脉是一种若隐若显、需要发掘和追寻的东西。它象一种基因，隐没在血液中，但在每个成长阶段都会在各个部位上悄然显形。城市的变化和成长则是这种曾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城市之存在的显象。就如我们人，人到中年，带着青年的痕迹，又昭示着将来。这种痕迹和昭示是在我们的品貌和言行之中显露出来，而在城市那里，这种流变必须是共时性显现，或者说是共时性的综合显现。

　　上海的洋泾浜历史上是上海的一条普通的河，后来它成了英租界南缘的界河，同时也成了两种社会制度的界河，“东方”和“西方”的界河。随着华人拥入租界，华洋杂处已事实形成，由于迅速膨胀的人口，租界之间的频繁往来，滨河被填平造路。取何路名，一番争论，最后成了以英王命名、以法文拼写的中国大马路：爱丽诗路。上海解放后更名延安路，革命圣地之路。改革开放之后，这里又建高架路，延安路高架桥。由一条河，变成一条马路，又变成一条空中通衢大道，这不仅是一条路的历史，而且是映照着城市成长的城市发展史。

　　从这里，我们不仅强烈地感受到上海城市的结构性变化，同时，也感到上海或者说以上海为代表的现代城市的营造风尚：趋高性。早在上世纪三十年就有人提到这种“uberword mobility”向上流动性。这个成长史中拌和着上海特有的各个阶段的城市历史片断，隐含着上海与生俱来的国际化都市的历史命运，还有它可能有的国际性、开放性、综合性以及这些特性在各个历史阶段自我显象的历史机缘。我们如何能从渐趋消逝、却还一息尚存的建筑片断中辨识这种历史的脉络，从而理解城市营造的深刻的机缘呢?

　　历史文脉和城市建筑之间是互为映证的。在城市规划中，人们总是思考如何让历史文脉在未来城市建设之上显形。显形不是复制，不是一成不变。城市在发展，城市建设的命题在发展，现代人群的结构和愿望也在发展。重要的是如何确认这种历史文脉。这种文脉不应是僵化的、样式化的东西，而应是一种不断地生成着的城市历史的延绵;是与今天生活直接相关的活的资源;是都市人群关于城市变迁的限制与发展的了然和允诺。我们要保护那些鲜活的直观的印记，并让这种记忆转化为新一代都市主体的精神认同，转化为正在发生之中的具体的精神和物质要求。我们绝不是主张刻意制造那些文化碎片，而是要让那些碎片能够连辍起来，形成一个连贯的、能够持续发生的、可资再造和深化的精神因素。这里的记忆既指各成长阶段城市建筑的保护，也指各历史阶段建筑所共同形成的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以及与新街区、新建筑营造之间的可能的联系，那样一种历史精神的机缘和归宿。

　　尺度、适度与无度

　　六十年代初，在杭州西湖景色清漪的六公园附近，一座五层高楼拔地而起。这座名为华侨饭店的楼体在当时颇引人注目。据说北京建设部曾派员从湖心朝这个方向拍照取像，如果发现华侨饭店露出湖畔的绿色梧桐树冠，就将建议折去。以树作为一种尺度，来把握湖畔的建筑尺度，成了大家的共识。二十后，八十年代初，又在六公园旁边，建造了望湖宾馆，楼体显然大大超出树高，这座建筑同样引起众多关注。渐渐地，人们习惯了，认同了它与遥对的宝亻叔山所正在形成的某种湖畔新城天际线的效果。在这里，山体又成了一种尺度，参与衡定和构建“三面环山一面城”的格局。仅仅是几年后，湖边向着城中的腹地已是高层林立，群楼叠障。

　　尺度，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维度。“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我们的先人们十分重视家居的自然关系和尺度。在天人合一的精神视域之中，他们是通过树来找到与山的关系，又通过山来找到与天的关系。天不仅仅是头上的一片蓝天，而且是冥冥之中无所不包的至高无上者。山是最接近这至高无上者的高地，是存有天地庄严气象的尊者。在这样一个互为映衬互为承受的关系中，家居是辉映其中的栖所，是人在其中“赞天地之化育”的陶然之地。所以，那富于生机和特色的黛瓦白墙绿树映衬的民居现象，或沿山体伸展，或沿河网落置，与特定的山水氤氲淳化，形成风气。在这里，房屋居所是介于山与树之间的中介物，是介于人与自然、人与那个至高无上者——天之间的中介物，这个中介物受着天地的化育、受着山水的包孕，因此而承当着一种天然的适度。这种适度之中包含着中国人原生的感怀山水之灵的生存视野，包含着华夏民族仰天俯地、天地共流的生命的识度。

　　随着城市的扩大，城市人口的剧增，那个以自然物为基础的“度”的观念始终面临挑战。现代城市日益发展的功能要求、城市人群日益膨胀的空间要求、现代理想所酿造的求大、求新的观念要求，正在把城市楼群不断地推向云端。仅就这些楼群的体量来说，在摩天大楼中已经没有“大”树，大树之大，永远赶不上一天一层地成长着的楼体。许多城市的传统景观山体，越来越纤弱，传统城市的那种依山顺水的街巷市井、水网道途被渐渐汰换成巨型的宽广立体的都市通衢结构，在晨钟暮鼓中与人们相依相伴的城市山水景观越来越成为楼群中的小盆景。譬如东南沿海的古城福州，原是明清市井结构保存完好的城市，古称三山。三座林木葱茏的山峦包孕着这座古城，城中三坊七巷，街市井然，水网错落。闽中一带弧状的马头墙象波浪，让三山融为一体，乌塔、白塔隔山相望。随着城市改造，许多高楼拔地而起，整体的尺度被改变，三山之高不存，古城的传统气象不存。同样在三山的另一头，在高楼的挟持之下，浩荡的闽江正在变成为一泓小河。迫于城市自身的压力，受着市场开发的诱引，趋高性正在改变几乎所有的城市。城市的“度”被改变，人与树、与房、与山、与天之间的渐次递进的关系在沦失，自然的适度已经为人工的失度所拆毁。在林立的摩天楼群中，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高地和水流，城市的天际线，还有都市人内心中对自然尺度的认同，对山川大地的亲熟关系。失度的背后，是人们开始习惯于离开大地，习惯于居高临下地俯望大地。千年文化蒙养着的那种人被大地包融孕生的感觉，正随着人的“地位”的升高而变成图像般模糊的远望，变成一种疏离的漂浮者心态。人类将由于建造的失度而失去真实的山川河流、真实的大地生机。

　　未完成的盛墟

　　的确，我们既不能背弃城市的历史文缘，又不能无视城市的繁重而现实的空间和功能要求;既不能忽视城市面貌的特色营造，又不能违背城市建造技术指标和市场化运营的规律。我们总是在两者的缝隙之中举步维艰，总是希望找寻到某种同时满足两方面要求的即定方案。而在这两方面之中，后者往往都是具体的，可以衡定的，便于把握的;前者往往是流变的，个性化的，难以度衡的，甚至后者往往可以在一种公共的、通行的、现代的科技背景之中“拿来”，而前者却往往对这种横向移植持以深深的警觉。因此，在城市建设的实际之中，后者的标准都比较容易实现，而前者的营造，就如同其本身的文化标准一样，难有突出的建树，于是就显露出某种屈就于后者的颓势。久而久之，在许多技术实现的定式之中，人们的普遍的想像力变得平庸，建筑变成墙和顶的造型游戏，变成固定不变的若干个体积的替换项目。这就是我们今天到处可见的建筑的样式化倾向。这种样式化呈现着一种“熟”态，一种满足于技术指标却缺少想象、缺少突破、缺少生机的“熟”态，一种在设计之前就“熟”透了的、在发生之前就已经完成的、在建成之前就已经被终结的“熟”态。

　　因此，我们呼唤建筑的未完成态。那是一种“生”态，一种生的、活的、发生中的形态，是将历史与自然充分嚼碎之后掷入天地间的生长的形态。它正刺激着我们从那些功能性的建筑框中，把自己的想象、关于家的想象、关于天、地、人的相互关系的多样性的想象解放出来。建设的未完成态也许是一份对遥远的建筑实体的想象，也许是一张永难实现的草图，也许是一个富有表情的生命体，它存在于“想”与“看”的世界之间，它在想象的世界里被看见，在特定的可见的憧憬之中被想象。它具有呼唤对远古传统的敬意和预示对未来的追问的这样一种时间交错的性质，它蕴含引领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却又不断地向即定的空间形态挑战的精神向往。它有如一个寓言：井架在叙述矿井的故事，风车在唱风的歌，蜂巢建构蜂的王国，它们并不表达筑物，而是在描述筑体与一种不可见系统之间的事，描述其生命体自身的事。这个不可见系统恰是建筑生命的奥秘，我们正处在一种与不在场者的对话之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召唤，一份邀约，这种召唤和邀约使建筑之为建筑，与生命相关涉，与人相牵连。

　　未来的都市或许正是这些未完态的盛墟……

　　去年我在西湖边的雕塑邀请展上制作了一件作品。那是一个简单却有几分庞大的长筒望远镜，镜头指向湖东对岸的杭州城。观众从镜头中看到的却是筒内小屏幕上的短片，这个短片再现了90年代、80年代、70年代、60年代及50年代的这同一角度的远眺景观。这是关于城市景观历史的回望，它引领的将是大家对家园变迁的回忆和品评。据说展览期间，许多观众排着长队观看，毕竟，大众最关心自己的家园。我以这件作品的描述来结束本文，意在以同样眺望的姿态、同样深切的乡愁，寄望于本届双年展和当代中国的都市营造。

　　2002年10月1日

　　于西湖南山

　　①、②列维·斯特劳斯《忧郁的热带》第109页。

　　③、④童隽《建筑艺术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