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德格说：“语言是思想之家”。其原意是说：语言是思想的栖身之所，家之变化，“思想”将随之变，所以语言的传译如一把漏勺，捞起一些东西，漏掉更多的东西，而捞起的东西却又往往被新“家”，新语言的能量所重新建构。人们将这种现象称之为“误读”。“误读”一方面道说着语言无法转译的无奈，另一方面却又鼓励着人们去将错就错，文化交流的创生的能力正在这不可为与自为自在之间得以萌生。

　　“Moden”一词翻成“摩登”，大概是这方面最佳例证。“摩”具有特殊动质感的词;“登”，引领向上。“摩登”之记号一经诞生，就已经超出了“现代”的一般涵义，深深地扎入上海这座城市的各个层面，与一个或若干年代的生活拌和在一起，演化为这座现代之城的国际公民的普遍心态，演化为这座城市所特有的超高、超动、超新的品性。大概没有一个词比“摩登”更形象而充分地表达了这座城市的精神表情。正由于此，“摩登”一词之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乘载着这座城市精神的各个方面：赋予激情和幻想，充满创造和生机，不拘一格而能通善变，仰慕风潮而引领时尚，巧于计算而又敢于孤注一掷。“摩登”这一顺理成章的“误读”，乘着现代生活和风潮，独占所有入时的风光，在引领潮头的高位上熠熠闪光。这种不仅在于词语本身，而且在于社会生活之整体的“误读”，使得“摩登”，甚至成了这座城市的一个辉煌年代的代名词，一座创生纪录的语词丰碑。

　　在上海的“摩登”年代中，最为摩登的一件事是现代意义之上的美术教育的兴起。这一兴起不仅包括中国第一所美术学堂的创办，不仅包括人体模特的风潮，不仅包括油画等艺术的生动而逼真的风采，还包括了处在雏型之中的美术学校所酝酿的公社般的理想气息，包括了对西方美术学院的自由精神的急切的“误读”和陶醉。它深深地吸引了“摩登”时代的有志青年，酿造这个年代所特有的激越的风潮，强烈地塑造了这个年代的聚拢四方的能量和创造的活力。

　　在上海这个摩登年代的生动群像中，有一付专注而认真的脸庞——林风眠。这位中国当代艺术教育的奠基者，出生于1900年，卒于1991年。他的艺术生涯横贯了几乎整整一个世纪，而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两个业绩：作为艺术教育家，他创建了最早的具有本科、研究生学历、具有明确的学术主张的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并领导了创建初期、硕果累累的十年。作为艺术家，他创造了蕴涵着东方诗意、融汇着冷僻而浓烈情调的独特的艺术。这个艺术中所包藏着的浪漫天性与悲剧人生的深刻的冲突，已经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苦旅的独特的代表。而这二个不凡的业绩都发生在上海或与上海唇齿相依的杭州。他所创建的这所学校与上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注定要作为一个文化整体而置入近代中国美术研究的视野之下。他所创作的艺术，带着凄丽的色彩，成为这座“摩登”城市五十、六十年代的艺术摩登的亮点，成为那个时代上海艺术精神的重要补白。作为最早一代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盗火者，林先生的这二个业绩几乎又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误读”期，以及更为漫长的主动误取、融合混血的创生过程。

　　(二)

　　林风眠先生的一生有两个重要的发蒙时期：一是1919年以前，基本上受着中国绘画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熏养。二是1920年至1923年，从马赛到第戎美院再到巴黎美院，受的是西方艺术和文化思想的教育。在现存的资料中，这两个时期的东西几乎已经不存，我们只能从一些故事和传说中去捕捉一些晃动不定的影子。林先生真正的艺术创造的经历是从1923年完成巴黎美术学院的学业后，赴德游学开始的。

　　当时的德国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渐渐走出，标榜民主自由的魏玛联盟主政，魏玛共和的思想渗入社会的各个方面，正在形成一种整体的文化面貌。这是一个传统的悲观意识悄然陨落、浪漫气息腾然抬头的年代;这是一个桥社和青骑士以表现主义情绪来抒发时代精神的年代;这是一个包豪斯学院的理想向着一切传统陋习挑战的年代。我们可以从格罗庇乌斯1919年7月在包豪斯学院首届学生作品展上的演说中，窥见那个时代的一些内在的精神背景：“我们身处在世界历史上一段可怕的灾变当中，身处在生活以及整个内心世界的全面转型过程当中……那些在外经历过(战争)的人现在面目全非地回来了。他们发现世界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继续下去”。“但是，就在这物质机会遭到压缩的同时，思想的可能性却已经剧增了。在战前，我们本末倒置，想通过组织的方法去把艺术带回给普通大众”。“而现在，必须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我们将不再发展大型的知识组织，而要发展小型的、机密的、封闭的合作组、小社团、行会和小集团，它们将会一直是……某种信仰的秘密核心，直到有一天，从这些个别的集团里，出现一个普遍的、伟大的、创造性的、思想的和宗教的理念，最终，这个理念要想清晰地自我表达，就必须借助于一个伟大的总体艺术作品”。①一年后林风眠回巴黎，与林文铮、吴大羽等人组织霍普斯会。“在霍普斯会简短的发言中，宣告捍卫艺术的崇高和独立，抱定为国人世人创造有生命的艺术作品之信念，推动艺术运动”。②并于1924在史特斯堡的莱茵河宫举办中国美术展览会。我们不能确知林先生在柏林是否知道格罗庇乌斯的思想，并受其影响，但欧洲尤其是德国所弥漫的变革思想和表现主义的姿态，特别是包豪斯早年的魏玛时期所突出地表现出来的社会革新和社团精神，一定通过柏林之城的文化和精神整体，影响着林风眠和年轻的游学者们。1928年杭州国立艺术院初创的那个夏天，林风眠先生亲手创建了艺术运动社，并选址上海举办了第一个公开的展览，林先生设想以艺术运动社为核心，来站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坚定地实践“以美育代宗教”、“促进东方之新兴艺术”的理想。

　　我们还可以将格氏的《包豪斯宣言》与林先生在1927年时任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时所写《致全国艺术界书》稍加比较，就可以感受到同样漾溢其间的、面对旧势力来引领一个时代风潮的年轻掌门人所特有的气度和语调，所特有的那种充满责任感的呼唤，所特有的带着沉重的危机意识的呐喊。虽然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那样一种深重的危机意识和责任心态，却饱含着表现主义思潮所特有的拯救色彩和包豪斯学院所张扬的社会观念的。

　　但是，这一年左右的旅德生活所深深地影响着林先生的，是德国浓烈的浪漫主义和表现主义的文化气息。林先生的童年是生活在风光漪丽的南国农村，这位石匠的后代具有天然的浪漫而敏捷的气质。但他的身世，从一开始就受到旧社会宗教势力的极度的压抑。这种浪漫天性与过早的痛苦的意识，蒙养了林先生的某种忧郁的气质。正是这种气质，在德国与战后所弥散的浓郁的悲观和拯救意识相遇，与德意志传统的沉思和忧郁的气度相遇，并受到这些意识和气度的深刻塑造。林先生留学时期的代表作《摸索》正是作于这个时期，也正是这个方面的生动的写照。《摸索》高2公尺，长4.5公尺，当时中国《艺术评论》杂志记者扬铮于画展前访问林风眠时，就观赏了《摸索》，写了专讯寄回国内，他说：“全幅布满古今伟人，个个相貌不特毕肖而且描绘其精神，品性人格皆隐露于笔底。……该幅巨画，仅花一整天时间，一气呵成，其速度之惊人，可与鲁本斯媲美”。③从这一段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知道：第一，这幅画从主题上表现了人类思想者探索的姿态，充满沉郁的浪温主义色彩。第二，以一天或者极短的时间完成这样巨幅作品，一定是十分表现的。今天，从这种作品的模糊的影印件中，仍然可以感到其忧郁庄重的气息。那逼向幕前的饱满构图，更是充满了表现主义式的突兀与强悍。

　　摸索是林风眠的天性，在德国这个充满“摸索”气息的国度，林先生受到了深刻的铸造。但真正在灵魂深处造成巨大创伤并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一生的却是那梦一般的初恋和爱人罗拉与幼婴的骤然而逝。这一切几乎是同时来到，象一阵风，以极端的形式，同时展开了他的浪漫和悲情。所以林风眠的作品之中有着中国艺术家帘见、而浪漫主义、表现主义艺术家所惯有的哀伤痛苦的气息。后来林先生回国，虽身兼美专和艺术院要职，所创作的作品，或者说他眼中之所见的，仍然是大众和人类的痛苦。1929年在上海的“艺术运动社”展览会上，林先生展出了油画《痛苦》。在极端压抑的横卷式页面上，以灰黑色衬托出几个呻吟挣扎的人群，仿佛发出一声声撕裂人心的惨呼。据说这件作品是林先生闻听挚友熊君锐在广州被扼杀而作，而熊正是邀请林先生赴德游学的人物。林先生在这里，在这个深切的痛苦之中，一定是寄托了对自己人生梦的追忆，倾注了对罗拉的亡故和希望幻灭的哀伤的。

　　(三)

　　林风眠先生留欧期间，与许多当时留学青年一样，受到康德、尤其是叔本华思想的影响。30年代在杭州艺专学习过的画家，有的还记得林风眠喜爱引用康德与叔本华的语录。叔本华自称是“人类蔑视者”，他对人类的蔑视源自他的一种特殊的、深刻而广泛的悲观主义，体现在对人类存在的无可救药的担忧之上。这种集喜剧与悲剧于一生，被希望和死亡愚弄的情绪，对于饱受人生苦难的林风眠来说是那样熟悉。但林风眠并非因此而忧天怨人，而是将这种忧郁潜化为一种直面痛苦和人类之恶的大胆观照。1927年他画了《人道》。林文铮先生曾著文介绍说：“《人道》不是描写被自然摧残的苦痛，而是直接描写人类自相残杀的恶性”。1925年，还在巴黎，林风眠先生就创作了《生之欲》，命题采用叔本华的名言：“众生皆有生之欲也”，生动地表达了叔本华的“生存的欲望和意志”。正是在这幅画中，林先生以传统中国画的技法为基础，吸收了西洋画的色彩手段，这幅画成为林先生一贯所倡导的中西调和思想的最早的实践成果。林先生的《痛苦》、《人道》等作品都曾在上海展出，对于当时上海文化各界一定具有不小的冲击力。

　　苦难追随着林风眠。当林先生辞去国立艺术院院长职位之后，他开始了一个孤独的“行者”的生活。在几十年的孤独生活之后，那天然的忧郁气质渐渐地潜入内心，化为一份悲怀，一种寂静默然之后的穷观极照。他不再画那种直抒痛苦的大幅画，无论是嘉陵江边上荒僻小村的苦行生活，还是上海南昌路的孤单的长夜，林先生都在心底的深处，体运着“生存的欲望和意志”，并将之跡化成富于特色的彩墨世界。他与“痛苦”拉开距离，由此去品味从自己窘境中超拔出来之后的冷静，从而达到某种纯然静思的状态。林先生并不是在体验痛苦，而是以独特的绘画方式来承受痛苦，来达到某种自我的实现。林风眠在孤独的长行中静养着自己“清澈的、永恒的世界之眼”。可以这么说，叔本华的某种哲学理想，正是在林先生的艺术实践中得以显现。这样说，并不在于林先生是否是研究叔本华的专家，而在于那种生命的“误读”曾经开启了不同的追求之路，并因了生活自身的塑造，而成就了不同的结果。叔本华哲思中的某些时代气息，深深地追随了林风眠的一生，并积淀在这位中国的石匠之子超于常人的顽强的“生存的欲望与意志”之中，跡化而为动人的绘画世界。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的主题：文化的误读是如何造就了一代人，造就了一个时代。而这种误读之中，有着它深刻的内在的机缘，甚至是误读者生命的机缘。谨以此文献给林风眠先生诞辰103周年。

　　①摘自[英]弗兰克·惠特福德著《包豪斯》第2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②③摘自《中国当代美术家·一代宗师——林风眠》第11和第12页(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于玉皇山庄

　　2003年8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