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的乡愁

　　我们每个人都有眺望城市的经验，从远郊的高地上望;从市中心的空地上望;从高速高架公路的疾行中望。这眺望在我们的心中拉起一座座城的天际轮廓线。这里展示的是一件远眺城市的系列摄影作品，作者选择远距离的拍摄角度，我们的视野正从郊外的平野上远望城市，那高楼叠起的都市剪影格外令人熟悉。也许是深圳，也许是上海，这是现代大都市的通行样本。作者在前景各选择了一堵墙，有的是老墙，有的是工地的临时围墙，有的是荒弃的残墙，在墙上都有一个小女孩骑坐在上面，背向画外，眺望城市。这个系列作品的题目叫“骑墙”。中国人对于“骑墙”的含义特能领会。这其中包含了进退两难、脚踏两只船的涵意。作品带着某种特有的乡愁，深刻揭示了我们面对迅速崛起的现代大都市时所常有的矛盾心态。作者十分形象而直接地表现了越来越趋同化的都市建设这一事实及我们立身其中的困境。这正是几天前，我们在上海评审今年上海双年展的作品时所看到的一件艺术作品。

　　今年将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届上海双年展确定了“都市营造”(Urban Creation)的主题。这个主题强调从整体文化的角度来思考和表现都市建设、都市空间及其与都市人群的相关问题。显然，双年展所思考的不仅仅是建筑学科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建筑艺术的泛美学讨论，更多的是社会学、人类学等整体文化观照下的都市问题，是现代的生存空间的考察和追问。在中文的表述中，我们用了“营造”这个具有中国传统内涵的词，如何准确地翻译这个词，我们花了很多脑筋，也请教过不少学者。“营”具有经营、设计、运酬之意，甚至包含着某种法则和理想。而“造”，则是制作，制造，又有某种模式的意味。“营造”将把我们带向对于被我们曾经忽略的整体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关怀之中，同时也包含着用本土性修正全球性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在“都市营造”这一主题下，展览将通过作品的不同视觉样式，体现当代艺术和建筑“营的理想”和“造的智慧”，推进全社会对今日都市人文空间的思考和建造。

　　对于参展作品，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两种现象：

　　第一种现象是，针对同样的主题，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的不同。在中文表述习惯中，艺术称家，建筑称师。推而广之，所有人文类的行当称家，如作家，音乐家，思想家，而所有科技知识型的门类称师，如医师，工程师，设计师。

　　也许人们习惯将知识含量较多的行业称师，这些行业具有确定而整一的知识系统和衡量标准。人们又习惯将个性创造行为称家，家各有不同，它蕴含着丰富多彩的个性形象。所以在所展出的作品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这样的不同的倾向。建筑师者旨在造物，制造一种可行的空间，并以这种空间来“现实”地结构人们的生活。无论这个空间多么光怪陆离，想法新颖，都必须能够实现。而艺术家则不同，他们更多关怀的是这些空间和“物”对人的精神联系。有时他们也在造物，但与其说他们在造物，不如说他们在表述一种关于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对之的态度。所以，艺术家总有一种“纸上谈兵”的虚拟的品质，建筑师则执守具体空间中“兵临城下”的立场。艺术家更宜于呈现批判的锋芒，建筑师则始终表现出建造和建设的姿态。

　　第二种现象是，在所介绍的作品中，海外的艺术家与建筑师之间形态不同，却具有相同层次的思想的姿态和锋芒。而中国的艺术家和建筑师之间，思想的姿态则十分不同，甚至在作品的品质上有距离。有些中国的建筑师还在思考较为深刻的创造的命题，对建筑的时尚和意义发出质疑和追问。但另一些建筑师似乎来不及思考现实中甲方提出的要求之外的问题，他们太多地陷落在平庸的建筑美学的框架之中，进行着似是而非的设计和摹仿的工作。也许由于策展人和筹展指向的原因，我们并没有找到足够的具有好的思想姿态的建筑师。但在中国当今都市建设飞速发展、都市面貌却越来越趋同的现象中，除了都市化所面临的超大型空间的迫切任务，除了建筑本身的形态特点之外，建筑师行业的思想的不足是否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们受到太多建筑定单的诱引，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一道共同地形成了连他们自己都厌恶的、时下似乎规范而又通用的现代性的建筑生产方式和操作方式。在这次策展人会议上，国际策展人、纽约mona的副主任Alnna Helss女士开玩笑说：我们推荐的海外建筑师都不够“rich”(富有)。这里的“rich”指的是对于建筑设计机会的hungry(饥饿和缺乏)。

　　在这次策展人会议上，中方的许多人士都表达出在双年展中介绍海外大师作品的希望。在中国都市建设迅疾发展、规划和建造的经验尚在成长阶段的今天，这种希望借取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这里边的确也透漏出国人所孕藏的某种焦虑。这种焦虑反映了对于现代性标准方案的“等待戈多”般的祈愿，反映了以知识化的标准来对待城市建设的盲目的期许。我个人认为这正是今天中国都市建设趋同化的一个重要的精神因素。都市需要乡愁，都市的乡愁不仅仅是都市绿地的营建，空气指标的改善。都市的乡愁是都市身份和独特文脉的绵续，是城市一片砖、一堵墙、一弘流水、一座老桥以及它们所有的历史表情和记忆(还包括对自己曾经有过的足迹的包容和尊重)，是都市人群与脚下这片土地山川之间、与它们的演变之间的深切的了然和允诺。

　　我们常常说我们“在”什么什么之中。“在……之中”，说明了空间形态对我们每个人的包容，甚至是不由分说的包容。“在家里”，家的形态及其所有内涵将同时地构成了我们被在其中的那个整体，我们被“家”以及我们对“家”的物质和精神的理解所包容。“在街上”，“在商店里”，我们被抛入街和商店的公共界域之中，同时被抛入的还有与“在家中”完全不同的心境。“在单位”、“在学校”、“在公司”，透露着一种社会身份，一种都市人的身份。“我在公园里”、“在柳浪闻莺”、“在葛岭”、“在省图”，这里，我们在何处已经透露了此时的心境。不同的都市空间限定和划分着我们的生活，又形象地塑造着我们的生活。在杭州生活过的人没有不对西湖留下印象，不对西湖所孕养的闲适而有些幽闲的心态有所察觉。同样是娱乐文化，在北京，总多几分为官的帮闲气派，在上海又多几分为商的商业气息。我们在什么样的都市之中，无可避免地受着它的影响，我们的都市身份和品格正被都市本身所塑造着。

　　这就是现在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事实。我们建造着自己的环境，又受着这个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中国的传统的城市营造，首先源自于皇权天授的天命思想，所以体现为一种秩序，其规划和建造与礼制秩序、与社会等级密切相关。传统建筑的间架结构都代表了严格的等级制，连斗拱都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正是这种秩序及其建筑，强化着封建统治的观念，塑造和影响着民众的社会思想。今天，皇权天授的政治秩序早已崩溃，社会的方方面面都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思想和文化经受中西文化冲突的洗礼，已经出现深层次的融合和变化，那个曾经十分独特的中国营造的风格如何继续产生作用，可以说是中国几代建筑师苦思冥想的问题。尤其在今天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都市化进程以不可阻遏之势展开之时，如何有效地利用传统建筑的文化资源，接续渐渐散乱了的民族传统的关于营造的文脉，对其大量的优秀的语言进行创作性整合，是一个十分深刻的文化问题。整合不是撮合，不是拼凑。早在上个世纪之初，童隽先生就曾把中国式斜屋顶盖在新式结构之上妙讽为辫子之说。他甚至不无辛辣地说：“若是复兴只是把寺庙屋顶放在工厂屋顶上，那么把一条辫子放在死人身上或能使之复活!”但是正是这种帽子的建筑风气，仅仅十年前还在北京及许多城市风行，被认为是建筑民族化的一剂灵丹妙药。事实上，这正是在前述的现代化焦虑影响下的简单化处理民族传统资源的典型表现。

　　这种现代性焦虑深刻地反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育系统之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大约八年前，德国汉堡美院的雅博教授来中国美术学院访问讲学，他不认为水泥平顶的建筑是中国今天的理想家居。当时杭城河坊街一带正在大面积拆迁，他整天在正成为废墟和将要成为废墟的老街区游荡，表情十分严肃。最后他选择了吴山上的一栋老房子，这里原是尼姑庵，当时住有21家房客。他的教学要求同学们第一是亲手尺量这座房屋的尺寸，按1﹕50和1﹕100的比例画下来。第二是访问住在屋子里的不同年龄和身份的居民，了解他们对理想家居及周围环境的想法。第三是要求外形不变，对内部进行自由改造，但必须满足21家房客每家拥有一间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今天，我们已经十分理解这种田园考察性质的课题。但在当时，却被同学们认为是浪费时间，他们希望教授教给他们关于现代建筑的最新方法，从而能一夜成师，他们不认为这种课题有什么价值，甚至不齿于自己动手去丈量房屋，认为这是工人干的活。多少年过去，这个故事仍然深深地烙在我的记忆之中，直至今日，仍然发问：我们是否真正认识到其中的意义并花时间做深入的功夫呢?

　　最后，让我们再回到开始时曾经描叙的那件“骑墙”的作品。谁都明白，“墙”在这里是一种隐喻，一种关于观念、关于价值标准、关于文化形态的隐喻。骑墙本身，正是我们心态的写照。那眺望的女孩的身姿透露着无限乡愁，建筑师们正在城市中忙碌着，那里的确有我们大家共同的牵挂。

　　2002.4.3.于西湖南山